閑談：中西方教育互相推崇的那些梗。近年來，中國教育在西方越來越受到推崇，嚴格的中國教育已經成了神話。西方父母擔心自己的孩子被自由的西方教育耽誤了，面臨無力與勤奮的中國同齡人競爭的風險。而中國自己卻鐘情西方教育，將孩子送到國際學校學習或者國外留學。現在，中國父母還要求在國內有更加“西式”的教育選項，正在向西方學習如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原因何在呢？


　　西方人推崇中國教育，學習中式教學

　　寒冷而濃霧彌漫的早晨，北京市八一學校（Beijing Bayi School）的禮堂里，道具是壞的，演員忘記臺詞，機械大幕的保險絲也燒斷了。還有四個小時，我挑選的22名沒有任何表演經驗的14歲中國小演員，將為1500名觀眾表演《查理與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用英語。他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告訴他們，戲劇是個無關緊要的東西。當我在劇場里跑來跑去，努力尋找缺席的喬爺爺（Grandpa Joe）和無影無蹤的金獎券（Golden Ticket）時，我又一次問自己：我在這兒干嘛呢？

　　近年來，中國教育越來越被盛贊為“優于”西方教育方式。在2012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中，代表中國參賽的上海地區在科學、閱讀和數學三個科目中均奪得一。中國在面向全球15歲學生的Pisa測試中的成功，更加深了世界的天平正在向東方傾斜的印象。焦慮的西方政府對此事非常重視——人們原本就日益擔憂，中國教育的成功將不可避免地為其在經濟和文化上取得主導地位鋪平道路。換句話說，如前英國政府大臣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在擔任教育大臣時所直言，英國要么可以“開始像中國人一樣努力，要么我們很快就要為中國人打工了。”

　　在許多人看來，解決方案很簡單：無論他們做什么，我們照做就是。去年7月，有報道稱英國8000所小學將獲撥款，用以實行中國所使用的數學教學法——“熟練掌握”法。“熟練掌握”法教學總是整個班一起教，不按學習程度對學生進行分組，這樣好學生會幫助差學生跟上進度。漢普郡的一所中學做了一個實驗，將部分學生交給一群中國教師，看看他們能否提高成績，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跟拍了這一過程。今年秋天，倫敦將開設一所英漢雙語的私立預備學校。

　　在許多西方中產階層父母心中，嚴格的中國教育已經成了神話。2011年蔡美兒（Amy Chua）一本《虎媽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造成的巨大影響，突出了西方父母的擔憂——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被自由的西方教育耽誤了，面臨無力與勤奮的中國同齡人競爭的風險。

　　憑借我去年在八一學校那五個星期所見，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學生在校時間肯定比西方孩子長得多。小學高年級學生早上7：30到校，一直待到下午6點，通常還要再上晚自習。大多數學校周六也要上課。如果學校周六不上課，中產階層父母們就會給孩子安排課外輔導。亞洲是全球課外輔導行業增長快的市場，據Global Industry Analysts預測，到2020年該行業的價值將接近2000億美元。上海的學生每周要花近14個小時寫家庭作業，是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近三倍。

　　班級本身也很不一樣，學生們坐在一排排單人書桌后，座位通常根據班級排名安排。在這種目標單一的環境里，沒有太大空間讓學生發揮創意。有一天我聽了一堂語文課，學生們先起立背誦他們正在學習的文章片段，然后在接下來的課堂時間里記錄老師的上課筆記。這顯然是典型的一堂課。

　　考試頻繁且嚴格，每年每科至少考四次，為“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做準備。

　　一年一度的高考是進入中國大學的唯一方法，這項考試很殘酷，持續兩天，共計9個小時，必考科目包括數學、語文和外語。考試分數決定了考生可以上的大學檔次。家長為提高孩子的高考成績所作出的投資是巨大的，尤其考慮到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感覺，讓英國的教學方式變得更像中國有好處，肯辛頓韋德預備學校（Kensington Wade prep school）創始人之一戴雨果（Hugo deBurgh）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學校是歐洲一所全面使用中英雙語教學的學校，并準備借鑒中國學校的一些特點，包括上海的“熟練掌握”教學法。他說：“當然，我們應該向其他國家學習。整個主題令人遺憾的一個事情是，中國人來這里向我們學習了30年。”

　　中國父母鐘情西式教育卻擺脫不了傳統教育理念對中國的教育家來說，西方對中國教育體制鐘情的時機引人矚目。過去十年來，富裕的中國父母因迫切希望避免子女接受中國的應試教育，紛紛在子女十幾歲時將他們送往美國念書：2015年進入美國高中學習的中國學生達到4.6萬人，而2005年僅有637人。在英國，私立學校委員會（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的統計顯示，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也是大的國際學生群體，“遠超”其他任何國家。

　　現在，這些父母還要求在國內有更加“西式”的教育選項。較富裕的父母們紛紛將孩子送入英國老牌公學新開的中國分校就讀，如威雅學校（Wycombe Abbey）和哈羅公學（Harrow）。英國公立學校也開始參與進來。前述BBC紀錄片中的博亨特中學（Bohunt School）將于明年在浙江省溫州市開設一所私立學校。有興趣嘗試新事物的還不僅僅是家長們。

　　中國教育部呼吁在學校里正式鼓勵“創造力”和“創新”。

　　十多年前，中國教育部發表聲明譴責中國的“應試教育”。在過去幾年里，中國教育部出臺政策，呼吁在學校里正式鼓勵“創造力”和“創新”。我任教的學校顯然注意到了這種呼吁。除了“軍魂鑄人”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部分以外，八一學校還在簡介中自豪地承諾要“鼓勵創新意識和創新實踐”。

　　我有4周時間（每周8小時）從零開始教我的班級排演戲劇，并拿出后的演出。顯然他們從一開始就很不了解什么是戲劇課（大多數中國學校不開設這種課程）。八一學校的一位英文教師領我看了供我教學使用的大教室，并暗示稱，這個教室非常完美，因為里面有足夠所有學生使用的課桌。當我說所有這些課桌都需要搬出去的時候，她看起來非常困惑。

　　學生們一開始在課堂上非常害羞：他們只有在被要求發言時才會說話，在單獨表演時尤其緊張。我們舉行了非正式的試演來決定角色分配，這讓他們感到極為緊張：不只一個學生緊張得都喘不過氣來。幸運的是，他們已經熟悉了《查理與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因為學校已經安排了兩節英文課讓他們觀看這個故事新的電影版。在早期的排練中，學生們很擔心，我指定為威利·旺卡（Willy Wonka）扮演者的那個戴著黑框小眼鏡、身高5英尺整的男孩不太像約翰尼·德 （Johnny Depp）。他的英文名字是哈里（Harry）——之所以起這個名是“因為英國王子也叫哈里”。

　　整個課程期間，各班主任反復詢問孩子們在臺上表現如何，出不出色。起初我覺得這很奇怪：西方戲劇課的基礎理念之一就是只要肯嘗試、犯錯也無所謂——這種理念與中國的教育原則可謂截然相反。

　　在八一學校待了幾周后，我已清楚地看出，鼓勵創新并不意味著鼓勵獨立思考。一位教師非常震驚地了解到，在英國學習歷史可能涉及到要對各位君主的統治加以評價。而在這里，歷史教學意味著傳達事實，這樣的評價就算不被當成危險的異端，也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八一學校參加《查理和巧克力工廠》演出的演員們和他們的戲劇課老師伊莫金·韋斯特-奈茨。攝影：伊莫金·韋斯特-奈茨

　　盡管類似我在教的這類課程得到了政府的批準，它們被與那些快速推進的應試課業精心區分和明確隔離開來。也許更能說明問題的地方在于，老師們將我們的課程稱為“戲劇訓練”。還有就是，即使是在這些課程里，采用死記硬背辦法的本能依然強大。一位班主任曾寬慰我稱，她和她的同事一直在讓所有學生排練他們的臺詞。一天下午，我在走廊里從她身旁走過時，她正在訓斥“查理·巴克特”（Charlie Bucket）的飾演者，因為他把“Whipple-Scrumptious Fudgemallow Delight”（指《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中的高級惠普爾奶油巧克力軟糖——譯者注）這個詞念錯了。

　　在已然十分沉重的課業負擔之外，還要開展兩小時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而又充滿陌生感的活動，這種狀況開始產生惡果——課程結束時我的學生們明顯十分疲憊。不過，他們成功表演該劇的決心，一點也不遜于他們對待學校生活其他方面的態度。一天晚上，在當天的漫長彩排后，我回學校取點東西，卻發現演員們、幾位教師、甚至還有部分家長都在禮堂里，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排練該劇。我走進后臺，“維露卡·索爾特”（Veruca Salt）泰然自若地告訴我，他們經常在我離開后接著練。我問他們會待到多晚？她回答說，哦，不太晚，可能到10點。

　　“放眼國外”后的思考……

　　在正式演出前的幾天里，八一校電視臺（Bayi School TV channel）采訪了主要演員和我。輪到我的時候，學生采訪組想知道戲劇表演的意義何在。我想，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解釋說，研究表明戲劇表演會建立自信心、提高社交技能、鼓勵想象思維和同理心，增進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不過，這個問題本身凸顯了兩種文化的巨大差異：在西方，學習藝術類科目、培養創造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內在價值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

　　或者說至少過去如此。諷刺之處在于，英國越來越不重視人文學科的價值，投入這類學科教學的資源越來越少。尤其是在英國，類似藝術、音樂和戲劇這樣很難用結果衡量的學科，在課表中的分量正在穩步下滑。英國創意產業聯合會（Creative

　　Industries Federation）主席約翰·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慨嘆道：“就在其他國家意識到這種價值的時候，我們卻在遺忘它。”

　　在創造力方面，中國和西方可能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但潛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出于經濟考慮。西方政府認為，它們是在通過改革教育維護本國利益，這種改革的目的是讓西方公民不會像戈夫所說的那樣，到頭來“為中國人打工”。與此同時，中國正尋求學習如何更具創新性，主要是作為促進經濟的一種手段。北京教育研究者和作家江學勤告訴我，中國教育中推動創新的行動主要轉化為鼓勵商業和科技領域的創新。“遺憾的是，政府對創新的定義非常狹隘，”他說。

　　西方和中國似乎都犯下了在美供職的中國學者趙勇所謂的“錯誤的浪漫化”。在《誰害怕大壞龍》（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2014年）一書中，趙勇提出，被大肆吹捧的上海Pisa測試結果反映出中國學生如何被該國考試制度所奴役。他聲稱，中國的考試制度得到了一個專制政府的維護，目的是維持社會控制。

　　目前，沒有跡象顯示英國打算暫緩推行中國式教育，盡管在將范圍擴大到表現優異的上海教育體系之外后，上月發布的新Pisa測試結果為該國整體教育情況描繪出一幅不同的畫面（一項研究發現，在某些農村地區，近半數學生在初中三年級就離開了學校——相當于英國的十學年）。中國失去了榜首之位，在閱讀一項上排在前二十名以外，落后于英國。

　　教育學者一直警告，將一國的體系原樣照搬到另外一個國家是愚蠢的。教育市場化改革研究中心（CMRE）的主任加布里埃爾·赫勒·薩爾格倫（Gabriel Heller Sahlgren）告訴我，以芬蘭為例，這是英國政府引為典范的另外一個國家，人們爭先贊賞和模仿芬蘭教育制度，而沒有考慮到一些社會經濟和人口因素，比如芬蘭的人口少使其成為一個特例。“就我所知，還沒有哪個國家在嘗試了模仿芬蘭教育制度的特色之后看到結果大幅改善的。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

　　“放眼國外”可能也是政府不露痕跡地倒退回去的一種方式。戴雨果指出，上海數學教學法和英國50多年前教授數學的辦法并沒有什么不同。“說中國人有神奇藥水要比說我們犯下了一些可怕的錯誤容易多了，”他說。

　　我們表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廠》反響極為熱烈，八一學校的學生觀眾都看得興高采烈，演員們后來也都喜氣洋洋。這門課成功嗎？我的每一位學生都寫日記來記錄這次的經歷，盡管存在文化沖突，顯然學生從過去的一個月收獲了許多東西。“自信”、“改變”和“樂趣”幾個詞反復出現。但令人難忘的描述來自威利·旺卡的飾演者，前面提到的哈里同學。他寫下了真情實意的幾頁紙，詳細描述了這門課如何讓他見識到表演的世界，如果不是這門課，他永遠不會有這樣一個機會。

　　我想要這么想，對這些學生而言，學習戲劇激發了想象力的火焰，這將塑造他們看待世界或者看待自己的未來的方式。但可能性似乎不大：“（中國）認識到，要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其教育體系中就需要更多創造力，”江學勤說。然后他補充道：“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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