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校大眾化。隨著二三線城市的經濟、文化發展和意識提升，特別是在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扶持的情況下，國際學校開始向二三線城市傾斜。這樣的趨勢在上海國際學校網看來是由復合驅動力推進的，“一是國際化、高收費的市場化教育發展。二線城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教育需求也開始發生變化。二是當地政府的給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優惠，包括辦學的土地、校舍、租金等等。

　　“我們學校的目標是中國家庭。我們確信這些中國家庭其實并不想擁有英式或美式教育，他們想要的是現代化的教育系統。”必益教育（BE）威雅學校中國區總裁Patrick Hoey對21世紀經濟報道如是稱。

　　2016年初，中國民營教育機構必益教育宣布引入英國私立寄宿學校威雅學校Wycombe Abbey合作，在常州成立Wycombe Abbey國際學校。

　　這所即將于今年9月開學的威雅學校國際學校，其前身為必益教育在常州開辦的牛津國際公學，Patrick表示：“這個學校將于今年9月更名為威雅。BE教育在常州的學校已經存在，這也是我們選擇將威雅開在常州的原因。這對威雅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英國的學校不確定當地的學校是否可以符合他們的標準。”

　　威雅學校在常州開設是近年來國際學校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除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之外，國際學校開始向二三線城市鋪開，從工業園區、城市新區到保稅區，不一而足；各類投資人馬也是熱情高漲。

　　受益于政策鼓勵、富裕階層規模擴大、出國留學熱度的提升，國際學校發展迅猛。新學說傳媒發布的《2015年國際學校發展報告》顯示，截止到2015年，國內國際學校總數為597所，成為全球國際學校數量多的國家。

　　即便如此，國際學校仍然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

　　國際學校背后的“運營力量”

　　國際學校一般分為三類。一是只招收外籍學生的國際學校。從1995年到2000年開始在國內逐步成立，之后進入快速發展期，2010年之后趨于飽和。

　　二是公辦高中國際部。2000年開始國際化課程的探索，2005年到2013年進入快速發展期。2013年，教育部明確表示將對各種形式的高中國際部進行規范，責令各地政府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進行檢查和統計，公辦高中國際部進入政策緊縮階段。

　　三類民辦國際學校從1995年起步，2005-2010年由于公辦高中國際部的爆發式增長，使其增速放緩。2010年后，國際學校需求旺盛，又開始進入穩步增長階段。

　　必益教育所引入的威雅學校即屬于三類民辦國際學校。

　　“四年前，我們決定在中國打入國際學校商圈，并且在常州簽訂了開辦學校的協議，去年2月，學校搬入到當地開發區的新校址。”據Patrick介紹，BE教育方面負責安排學校所有的投資，包括資金和人力。而對于遠在英國的威雅學校來說冠名這所海外的學校其實更關乎其品牌及名譽。

　　必益教育于2003年在中國成立，主要業務為寄宿制學校和留學咨詢兩部分。寄宿制學校面向幼兒至英制13年級的中外籍家庭，目前有常州和成都兩所國際學校。留學部門主要提供國際教育咨詢服務及歐美假期游學計劃等。

　　據威雅學校的官方介紹，這所創立于1896年的學校是“全英學術較優的公學學校，曾三次被《星期日泰晤士報》提名為年度佳學校”。據《衛報》統計，過去5年進入牛津和劍橋的錄取率為35.1%，同期德威和哈羅的錄取率為14.9%和14.1%。

　　類似BE與威雅這樣合作的國際學校案例已有很多，如各地的哈羅、德威、惠靈頓國際學校等，此類模式業已具有一定規模。

　　上海國際學校網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這些學校的建立實際上是中國的資本在運作，主要是中國市場的需求在驅動，而非國外的學校有市場化、全球化擴張的戰略。”

　　另一方面，馬成認為，“國外寄宿制學校運營成本太高，在需求飽和的情況下，有中國資本愿意為品牌付費和投資，這類學校也很愿意進行合作。”

　　但學校真正的運營還是靠背后的教育管理公司，這對學校的成長和發展影響更大。馬成指出，“國外品牌學校輸出是比較有限的，可能在師資招聘和課程設置有一些優勢，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氛圍遷移就已經很不錯了。”

　　而國際學校背后的資本和管理公司背景極其多元，如中泰橋梁擬在北京朝陽和海淀兩區建設兩家國際學校；銀潤投資擬投資17.6億元在北京打造2所國際學校；惠靈頓學校的中國合作方是陸家嘴集團；萬科聯手深圳中學共建萬科梅沙書院；碧桂園于2014年成立碧桂園教育集團，將旗下所有學校歸到教育集團管理。

　　“地產商、辦學者、基金等都有投資辦國際學校的，有追求社會公益價值、也有追求經濟價值的，也有二者兼顧的。”馬成稱。

　　中產家庭：國際學校的“目標客戶”

　　對于國際學校的認同感、文化氛圍的遷移和形成，某種程度上來自于課程的設置和師資力量。

　　“我們孩子之前在上海一所9年制實驗學校上學。我們通過朋友了解到常州威雅學校，然后帶孩子去學校參觀、考試、體驗教學環境，后來是孩子自己決定要去。”一名就讀于小學階段的家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威雅的模式和之前國內學校完全不一樣。”

　　在課程設置方面，“除了語文和數學（教材）還是中國教學體系，其他課程都是英式的。”上述家長表示，到威雅大的收獲來自于“豐富的興趣小組課”和“來自其他國家孩子形成的多元文化”。

　　“我們想要建立一種混合的課程模式。比如，小學一至二年級，中國和英國課程占比分別為60%和40%。”Patrick表示，“威雅在數學科目上會使用大量的漢語。然后隨著年級升高，不斷加重英式課程比例。”如此設置是因為學校90%都是中國學生。

　　“我們的目標群體定位是中國中產家庭。”Patrick認為這些家庭在過去30多年中國的開放中獲益。Patrick介紹目前學校的在校學生為360人，9月更名威雅之后將會有600名學生。“目前大概50%的學生來自常州，20%來自上海，另外30%來自長江流域，也有不少北京、廣州、甚至烏魯木齊這些地方的學生。”

　　Patrick表示，“9月份常州將要引入55個左右的外教，這也意味著提高成本，提高價格。”

　　威雅學校幼兒園一年的學費為10萬、小學13萬、中學13萬7，“如果課余活動課，如騎馬、帆船、劍術等，價格可以高至一年25萬。”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國際學校收費不菲。

　　盡管國際學校的價格高昂，但隨著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對于子女教育的投資力度也不斷加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去年增加 8.9%。《2015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預計2015年底個人可投資資產在60萬元人民幣至60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大眾富裕階層人數將達到1528萬人。

　　而《2014中國高凈值人群心靈投資白皮書》稱，大眾富裕階層中基本生活開銷與子女教育費是主要的兩大支出項目，覆蓋率分別為80.9%及47.8%。其中54.8%的人表示會把孩子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在高凈值人群中，三成已經計劃將孩子送到國外留學，六成視孩子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在資產1000萬以上的高凈值人群中將孩子赴外留學的比例躍升至70%以上。

　　廣發證券研究報告指出，富裕階層以及高凈值人群規模逐年擴大，送子女出國留學的家庭占比也逐漸加大。國際學校專注于基礎教育，這必將增大對國際學校的需求。如今二胎政策放開，人口紅利加大，未來的留學趨勢會更加凸顯。

　　二三線城市：國際學校新戰場

　　多項研究報告指出，當前國際學校還處于起步階段，預計市場容量在3-5年內都不會達到飽和狀態，需求大于供給的情況未來幾年不會發生重大變化，老牌國際學校和新進入者都能在這個市場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顯示，中國國際學校招生總人數預期將由2014年的177400人增長至2017年的244600人。

　　盡管有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該預期不會影響中產階層家長將其子女送往國際學校的意愿，因為普遍認為高質素的教育是為其子女的未來所作的投資。有些家長甚至認為其子女越早接受國際學校的優質教育，日后進入海外頂尖大學的機會就越大。

　　上述報告稱，若以招生人數計算，民辦學校在中國整體基礎教育行業的滲透率由2009年的11.2%升至2013年的16.3%，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學生從公立學校轉入民辦學校，預期民辦學校的滲透率將于2017年進一步升至21.9%。

　　而二胎政策的實施，從長遠來看亦將帶動國際學校需求的新一輪潛在增長。

　　目前從地域分布來看，國際學校主要分布在北上廣深等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對民辦國際學校接受度高的一線城市。

　　而隨著二三線城市的經濟、文化發展和意識提升，特別是在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扶持的情況下，國際學校開始向二三線城市傾斜。

　　這樣的趨勢在馬成看來是由復合驅動力推進的，“一是國際化、高收費的市場化教育發展。二線城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教育需求也開始發生變化。二是當地政府給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優惠，包括辦學的土地、校舍、租金等等。”

　　以國際學校辦學集團楓葉教育為例，根據其公告，“按2013-2014學年終的入讀學生人數計算，本集團是中國規模大的國際學校辦學團體及大的國際高中辦學團體，分別占有7.6%及9.0%的市場份額。”

　　截至2016年3月31日，楓葉教育在中國擁有19353名學生、約1800名教師以及開設在大連、武漢、天津、重慶、鎮江、洛陽等11個城市的46所學校。學生約90%為來自中國中產家庭，其余為外籍人員。學費為主要的收益來源，占收益總額超過88%。

　　根據其2016年中期報告，2016-2017學年將要設立新學校，其中與浙江平湖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訂立合作協議，“平湖委員會將會興建校舍，并貢獻校址的土地使用權及校舍物業。”并另提供三千萬的補貼。

　　在淮安建立恩來楓葉國際學校，也與當地政府機構訂立合作協議，“位于江蘇省淮安清河區的若干空置校舍將出租予本集團”。

　　楓葉教育將此種模式稱之為“輕資產規模開設”。憑借此PPP模式與地方政府、企業展開合作，由企業和政府負責土地及校舍建設甚至免費提供，楓葉負責運營。大大減輕了其對資金的需求和建設投資的風險，擴張速度大幅提升。

　　而在馬成看來，二三線城市在快速興建國際學校的同時也存在著困境和挑戰。

　　一是生源問題，“招生很困難，雖然這些城市外籍人員人口數量不少，但常常會出現孩子留在北京和上海的國際學校上學的情況”。

　　二是師資問題，“學校能提供給外籍教師的待遇，無法與一線國際學校競爭，招聘就更加艱難。不過教師的流轉率高也是一種趨勢，在社會發展和全球化的需求下，原來歐美社區式的教師招聘模式也不可持續”。

　　國際學校往二三線城市發展是現象亦是趨勢，馬成表示，“發展這種規模的學校驅動力是富起來的中國人。可以將其視為市場化的國際教育的發展，是非常大范圍發生的事，跟原先相當部分的溫州人、山東人到上海求學是同樣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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